近日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信息經濟學會原理事長楊培芳在接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管的《中國經濟報告》專訪時，批判了馬云和劉強東的觀點。
中國經濟報告：馬云最近提出大數據時代將重新定義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并不一定比計劃經濟好。與此同時，劉強東也在一次訪談中認為，共產主義可以在我們這一代實現。你如何評價他們的這種說法？
楊培芳：我認為提出大數據時代的新計劃經濟是“穿新鞋、走老路”，因為互聯網精神并不支持新、老計劃經濟。
20世紀70年代，英國學者斯蒂芬·博丁頓就在《計算機與社會主義》一書中提出計算機和數字技術很可能與私有制的市場經濟不相容，并系統提出基于計算機的新計劃經濟概念。后來國內外經常有學者提出用大型計算機“召回計劃經濟”的主張。
最近，馬云又提出，未來30年計劃經濟成分會越來越大。劉強東甚至說共產主義會在我們這一代人實現，它的特征就是“公司全部國有化”。這是個很荒唐的結論。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從來都認為生產資料國有化只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的一個過渡，最終要發展到“只有由社會公開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經發展到除了社會管理不適應于其它任何管理的生產力”（《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下冊438頁），即實現“聯合起來的社會所有制”，才能代表共產主義。
據我所知，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有人提出一個設想，就是利用大型計算機系統建立國民經濟規劃部，每一個經濟主體每天生產什么、生產多少、銷售多少，都由這個部門精確計算出來。1988年，在全國情報所長軟科學培訓班上，有位控制論專家說，中國經濟總是“一放就亂，一收就死”，如果能建立一個大型計算機系統，就可以找到國民經濟的最優控制點。我在他后面講了7個小時《信息經濟》，我說用集中控制思維永遠找不到最優控制點，因為控制中心掌握的有效信息永遠少于經濟主體掌握的信息總和。將來對經濟最有效的信息結構不是“控制論”模型，而是“協同論”模型。
我是中國信息通信業發展與改革的見證者。信息化發展初期中國搞數據庫建設，就有兩個選項。一個是學習德國和法國的做法，由中央郵電部搞一個垂直型大數據庫體系。比如法國的遠程數據處理系統，他們發展了600萬個可視圖文專用計算機終端，人們必須到郵電局去上網，檢索中央數據庫的各類信息。另一個選項就是美國的互聯網，當時剛剛從軍用開放到民用領域。中國先按法國模式搞了一段時間，發現有問題，很快轉向美國模式。后來我到法國考察，問他們的可視圖文系統怎么樣了？法國電信的人說，600萬個可視圖文終端最初想搞互聯網改造，兩年才改造了40萬個，后來決定拆除，回到美國的互聯網模式。
人類社會的信息結構也代表其經濟結構。中心輻射是農牧時代的經濟結構，分級控制是工業時代的經濟結構，扁平關聯才是信息時代的經濟結構。我多次講過，廣播方式代表落后的生產力，電信方式代表比較落后的生產力，只有互聯網方式才代表最先進的生產力，三網融合的結果肯定是三網合一。
1976年，我參加長途自動電話網標準的制定。北京市獨占01城市冠號，上海、廣州、沈陽、西安等八個大區分享02，其他按行政級別形成五級匯接。由省中心、地市中心、縣中心按級別分配，結果很不合理。如果你要打長途電話，兩個村子雖然離得很近，但不屬一個省，就要一級一級通過兩個省中心再轉回來。當時有專家提出應該按照華北區、東北區、西南區平行分配城市號碼，但是沒有被采納。前幾年，長沙、大連、深圳都想要026這個城市號碼。好多人問我這個事，我說現在再爭城市信息結構的級別毫無意義，因為人們用固定電話越來越少，手機號碼是哪個城市也搞不清楚了，互聯網微信視頻連境內還是境外都分不出來了。
自古到今，原始社會也離不開信息傳遞，但是從中心結構，到寶塔結構，再到扁平結構，代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演化規律。集中計劃經濟只適合生產力不發達和物質匱乏的特殊年代。
現在有人提出用計算機、大數據召回計劃經濟，肯定是刻舟求劍。因為互聯網的開放共享、扁平關聯、協同互利精神并不支持新、老計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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